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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民攝影師拍攝農村40年 只拍“積極向上”的照片

2018-09-26 08:44 | 中新網

拍窮人的窮人

謝萬清展示他從火災中搶救出來的照片

拍了40年農村,農民攝影師謝萬清說自己只拍“溫順”的照片。

他拍陜西老家的春種秋收,也拍老人小孩。他的第一張照片是在山上放牛時拍的。40多年過去了,山里的泥墻變成了磚房,機械取代了耕牛,省親的交通工具從毛驢變成了摩托車,又變成了小汽車。

這位地道的農民把攝影當作農忙間隙的愛好,有意無意地記錄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西部農村的變化。他的作品曾在平遙國際攝影節展出,日本愛普生公司也為他在北京舉辦了影展。2015年,他的兩幅作品被收藏于意大利米蘭世博會中國館。在此之前,他以為米蘭是中國的一個省,“就像海南、河南一樣”。

兩幅作品的其中一幅攝于1986年,畫面上一位農民挽起褲腿扎著弓步,用力扯著前面的兩頭耕牛,這幅作品名為《征服》。另外一幅叫《樸實的愛》,兩位頭發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麥地里,戴著瓜皮帽的老漢一手托著煙袋鍋,一手探出去給妻子擦汗。他的大多數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,“耐看”。

除了田間地頭,過年和婚禮現場是他最鐘愛的場景。他執拗地把鏡頭一次次對準火紅的燈籠、層層疊疊的喜被和農民臉上擰出褶皺的笑。

“我的照片里看不到殘酷的場景。我喜歡溫順、溫和、溫情一點的。”在幾天的采訪過程中,這幾個形容詞他使用了多次,隨后鄭重地拍拍記者的膝蓋,“做人一定要跟主流。”

他在農村見過許多交通事故、葬禮或者封建迷信的場景,手指在快門鍵上停留了一會兒,終究沒按下去。有一次,村里有老人過世,家屬扶著遺體,等他去拍張遺照。他覺得畫面太殘酷,堅持不拍,只翻拍了幾張老人生前的照片,沖洗出來送給了那戶家屬。

上世紀80年代,當地的人民公社解散,他在會上依然沒有按動快門,想著“萬一改革失敗了呢”。他覺得自己是個“保守主義者”,“不冒風險,能拍的拍,不能拍的不敢拍”。

像大多數農民一樣,謝萬清有著一張歷經滄桑的臉。皺紋像是刻在額頭上,即使不抬眉毛也留著一道道印子。眼窩像膚色一樣深,嘴大,干裂的嘴唇包覆著黃牙,寸頭花白,常掩藏在一頂迷彩帽下。當兵是他從小的夢想,但因為家里的上中農成分,他在征兵時體檢過了,政審沒過。如今他總愛穿一套“別人穿夠了的”迷彩服,由于個子太矮,只能松垮地掛在身上。

對他而言,命運就像一座迷宮,走著走著就會摸到一堵墻。五六歲時,謝萬清趕上了“大饑荒”,餓得“腰都直不起來”。小學讀了3年,“文革”來了,所有考試的通過標準成了背出50條“毛主席語錄”。文革期間,他跟家人睡過牛棚,父親因為成分不好,站在桌子上挨批斗,十幾歲的他在底下嚇得渾身發抖。

“那時候想跟主流也跟不上。”聊起這些,謝萬清罕見地陷入沉默,擺擺手,“不聊了不聊了,我們說點積極向上的。”

為了拍到“積極向上”的照片,謝萬清習慣將自己的身子放低。拍《征服》時,他蹲在地上,讓畫面里的人“把牛抽得再跑快一點兒”。他從低處拍挑水的毛驢,把驢腦袋拍得碩大,木桶比遠處站著的人還高。上世紀90年代,有手藝人扎了一堆紅燈籠,壘在自行車后座上去縣城集市上賣,他趴在馬路中間,按完快門就往路邊一滾。

攝影是他“這輩子最開心的事”。他第一次摸到相機是1969年,一位西安來的知青請正在山上放牛的他給自己拍照,手把手教他找位置、按快門,還在紙上畫出構圖,讓他端相機的時候“不要呼吸”,“把人框到中間”。第一次拍照,他按了3次快門才把人拍得“不缺胳膊少腿”。

知青說,他在筆記本上貼的毛主席像“就是這東西拍出來的”。那會兒老謝一天的工時算下來差不多2角,而一臺相機要100多元。

對于他這樣一個農民來說,這幾乎是最奢侈的夢想。“我當時想,30年能買上一臺不?”謝萬清說。

為了攢錢,他主動報名去修水庫。工地上活重,可每天有5分錢的補貼。拉著石頭下坡時,繩子斷了,他整個人撲在地上,大腿至今有一道疤。干活時得了疝氣,他怕耽誤攢錢,就自己用鋼筋挽了一個圈,箍在腰上以減輕疼痛感。直到幾年前才在家人的強迫下做了手術。

他那時不敢跟別人說自己想買相機,怕在“斗私批修”的浪潮中被扣帽子。為了研究攝影的光線、構圖,他一遍遍地看8部樣板戲的劇照,以及毛澤東的照片。

10年后,他終于在隴縣百貨大樓買到了一臺“紅梅”牌照相機,此前他已經去柜臺看過4次,每次錢都不夠。謝萬清說,那棟兩層高的“大樓”相當于當地人心中的天安門,“在那之前,隴縣歷史上沒有‘大樓’二字。人們就算曠工也要去看看”。

他家窮得連一臺運糧的架子車都沒有,而那臺相機花了他70元。回家后,父親捧著相機似笑非笑,“你真買回個好東西”,隨后將他痛打一頓。村里人說:“這娃娃叫鬼把頭麻咧!”

那時剛剛改革開放,村里的“主流”正在發生變化。判斷標準從“家庭成分”漸漸成了“有沒有錢”。謝萬清曾有個相處9年的包辦婚姻對象,結果對方因為他“不會找錢”,不愿意跟他結婚。他將這段失敗的感情視為“人生中最大的挫折”。

“我當時就下定決心找錢,讓她后悔,讓其他女娃來追我。”謝萬清說。

他想過學銅匠、木匠,但老師傅都規定學手藝的頭5年沒有工錢,他覺得找錢太慢,放棄了。上世紀80年代,他開始端著相機在廟會、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,“搭個小棚子一遮,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”。他耐心地為每個剛走進新時代的男男女女設計動作,教他們翹起二郎腿,手里夾支煙,或者望向遠方。一年下來能賺七八百元。

他還為《寶雞日報》拍新聞照片,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機。一張照片的稿費有10元。

村里沒通電,他就用煤油燈做光源,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學試劑,在地上挖3個坑,鋪上塊塑料布,當作顯影、定影和水洗的暗房。

他曾把鏡頭對準自己的兩個女兒。兩個孩子面對面熟睡著,一只小貓從她倆中間的被子里鉆出頭來。“這是我最不容易的時候。”謝萬清說,“你看,紅被子還是用白線縫的。”他常說,自己“最對不起的就是家里人”。

1995年,農村人口急速膨脹,謝萬清的孩子上學連名都報不上,學校里一張桌子旁圍著3個孩子。他帶著妻兒搬到了寶雞市,在一家照相館打工。這座城市對他來說并不陌生,他曾收到一封從寶雞發來的電報,通知他在農民攝影大賽中獲得一等獎,可等他從深山的家里出發趕到,頒獎典禮已經結束了。他還在寶雞辦過人生中第一次“影展”——文化宮的櫥窗里張貼了他的12幅作品。“連一面墻都撐不起來。”

在照相館,他負責手工沖洗黑白照片,“這活兒在當時只有我能干”。老板給他開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資:一個月400元。但兩個孩子在寶雞上學的借讀費每年就有上萬元,加上房租,謝萬清還是沒能“發財”。

他沒有放下相機,只是舉起的次數越來越少了。有時在暗房里待了十幾個小時,他已經精疲力盡。看到別人在拍婚紗照、證件照,他也“手癢”,“像鳥被困在籠子里”。

他嘗試拍過城市里的高樓和夜景,但“沒啥感覺”,還拍過公園里談戀愛的男女,結果被罵“流氓”。他說自己適應不了城市生活。過馬路時,有人提醒他要“走天橋”。有次走路累了,往地上一坐,有人跟他說“你坐在盲道上了”。

“農村哪有這說法呀!都是隨便坐。”他不滿城市空間太小,不開闊,空氣不好,還老堵車。有一次,他趕高鐵碰上堵車,干脆下車,扛著行李跑了20分鐘。“差點沒趕上!”他說話聲音大,有時會湊到別人耳邊,邊說邊習慣性地拍打對方的肩膀或膝蓋。他跟別人打電話,免提永遠打開。

他再一次被“主流”排斥在外。

后來,照相館倒閉了,他賣過烤腸,還去浙江、江蘇、福建挖“西氣東輸”“西油東送”的管道,還鋪過通信光纜,“就是供人們看電視、打電話的”。可他只能在工棚里聽收音機,2008年汶川地震時他抱著收音機聽了一夜。晚上就跟工友們睡在路邊或稻田里,有時醒來,被褥都被灌溉的泥水弄濕了。

工作讓他覺得疲憊。他幾乎不怎么拍了,相機壞了也不去修。

在“文化人”面前,謝萬清總顯得有些戰戰兢兢。有人在飯桌上說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影響力,不是因為構圖或者審美,而是有重大的史料價值,他在旁邊一聲不吭,只是木然地點頭。

他花了兩年時間寫了一首詩,興沖沖地念給別人聽,結果對方聽了兩句就搖頭:“你這是個啥詩嘛!”

他常感嘆:“我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。”

在照片之外,他確實難以展現更多的審美。家里的擺設以實用為主,衣服也是亂穿。為數不多能證明他“愛美”的,或許就是院里種的幾株月季和繡球了。他還在門口種了一大片竹子,“山上到了冬天就黃了,這個能四季常青”。

打工沒攢下什么錢,2009年,他回到了農村。原來的房子在地震中受損,裂了大腿寬的縫,蓋好新房后,他欠下了幾萬元的債務,直到現在也沒還清。30歲的兒子至今未婚,他覺得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己窮,出不起彩禮錢。兒子埋怨他,他一聲不吭。因為內疚,他時常失眠。2015年,他被登記為貧困戶。

相機壞了,他還是忍不住借錢買了一臺新的,甚至向孩子開口。“人家不煩我煩誰哩。”他訕訕地說。謝萬清曾經燒過自己的膠卷,打算“一輩子不碰相機”。但“這東西就像煙癮,沒辦法,戒不掉了”。

他喜歡翻看關于自己的報道。他給記者看一本雜志,指著封面上自己的名字:“這雜志一般都是登希拉里、克林頓之類的,結果讓我占了五六頁。人家都說:老謝費地方!”家里的墻上張貼著以他為主角的紀錄片海報,片名就叫《老謝》。“我要是沒拍出點啥,人家能來找我?”

接到記者的采訪邀約后,謝萬清準備了3天的腹稿。“我語言都組織好咧!”他以近乎蹲下的姿勢坐在土炕邊低矮的馬扎上,手肘撐著膝蓋,瞇著眼,用陜西方言小心翼翼地背誦已經組織好的語句,不時用手指點著筆記本上未干的筆跡。伸出的手指像樹根一樣粗糙,指甲里留著黑泥。

可這些年報道一多,他也煩了。“他們光報道,也不給點補助。”他伸出左手,做個了數錢的手勢,“現在小報我都看不上了。”

有時他會收到一些信件,請他去做出版物的編委,但需要交一定的費用。他交過一次錢,結果對方再也沒有聯系他。“都是騙子。”他忿忿地說,“要是不交錢,我還可以考慮。”

有報道說他是“中國最窮的攝影家”,他不喜歡這個稱呼。有人勸他“多經營自己”,照片被使用了記得要稿費。可他“一高興又忘了”。

回鄉后,謝萬清重新端起了相機。他發現村里都蓋上了新磚房,樹也多了,可人卻少了。年輕人都出去上學、打工,他所在的山溝原來相鄰住了七八戶人家,現在只剩下5戶。

當地人說,現在村里老人去世都湊不夠人抬棺,挖掘機挖個坑,就把人埋了。村里的小學幾乎都撤了,而縣城的小學規模不夠大,許多農村孩子報不上名,只能中途輟學。

謝萬清依然愛拍過年、婚禮、社火。如今他的鏡頭里,滿臉油彩的小孩把頭湊在一起玩手機。新郎新娘穿著西裝和婚紗,把粉色拱門立到了黃泥墻上。

他不愿意展現農村的苦難和落后,因為“日子總是一天比一天好”。看到自己的照片里有小孩穿得不體面,他趕緊跳過,“這個不能公開,褲子都破了!”

但是他還是希望,能夠讓別人知道自己和農村的窘境,繼而帶來改變。作為縣城的政協委員,他曾經連續5年提案要求將山里的一條公路重修,在會后坐到交通局的領導桌子上吃飯,“別人煩了我也要說,他們是肉,我就是那個蒼蠅!”他還建議村里打深水井,因為淺水井水質不好。前幾年,村里才通上自來水,否則還要像他照片里那樣,用毛驢或人力挑水。

他看不慣農村彩禮重,娶個媳婦要十幾萬元。女兒出嫁時,他只收了1萬元彩禮,幾乎全部分給了女兒和女婿,自己只留了八百元。他跟親家說:“我不要錢,只要你們把我閨女當人看就行了。”

隴縣地處陜甘兩省交界處,距離他家六七里山路有一處界碑,他每次路過都要帶上一把鐮刀,把石碑周圍的雜草割凈。有人路過覺得奇怪:“你在這割啥草哩?”他總是說:“這事你不干、我不干,就沒有人干了。”

有人說:“老謝沒錢,就靠這口氣活著。”

在劇烈變化的時代,他已經很難像準確捕捉到變化的信號了。比起人像,他現在更喜歡拍大自然。他很少再采用仰視的視角,更多時候喜歡俯瞰。“我的設備不行,必須站得遠,才能拍得全。”去年冬天,他幾乎天天站在縣城的大橋上等黑鸛,相比別人的相機,他的鏡頭短了一大截。

有人說他現在拍得不如以前了。他不以為然,覺得“那是他們沒看出門道”。有幾次他想發表幾張近些年的作品,遭到退稿,他就再也不愿意公開了,“現在很多地方尺子不準”。事實上,他也并沒有太多渠道。

前幾年,他在幾位影友的幫助下,以個人名義在西安辦過一次影展,大部分照片依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拍的。他聯系了西安幾個場館,有的說“不提供這項服務”,有的要按平米收費,“一層每天5000元”。

他最終把場地選在了漢城湖公園,“那地方不要錢”。他繞著欄桿拉起一道長繩,每天清晨把貼在泡沫板上的照片夾在繩上,入夜再收起來。他弓腰背著照片走在西安的夜里,摞起來的照片快比他人還高。連續3天,他搬著凳子坐在自己的照片旁,有人來看,他就上前講解。

前幾年,他存放照片的倉庫起過一次火,許多照片被燒毀了。他搶救出一部分,小心翼翼地收好,跟農具、糧食、化肥放在同一間屋里。對他而言,那些都是相當重要的東西。

說話間隙,他的眼神習慣性地越過土炕,望向窗外。隴縣的山區已進入深秋,多雨,土黃色的院子里泥濘不堪。玉米金黃,裝袋壘了一米多高,用雨氈蓋得嚴嚴實實。農民的日子極端地依賴天氣,已是種小麥的時節,他看著窗外嘆氣:“又下雨了,干不成活兒了。”

謝萬清不再指望自己發財,“我就這人,就這命運。”他有時想起往事,會嘆口氣,“人這一輩子太難太難了。”

兩年前,寶雞群眾藝術館為配合扶貧政策,為他在隴縣文化館安排了一份工作,主要負責看管攝影展廳。那個廳里至今還擺放著他的作品。他很高興,覺得自己作為政協委員,“帶頭脫貧了”。縣里有什么文化活動,他也會去拍些照片,有廣場舞,有書法比賽。但他不喜歡那些片子,翻看照片時,看到活動照總是急著跳過,“不看活動,堅決不看活動”。

每個周末,他要在山路上騎4個小時的自行車,回家種地。周日再回到縣城。他在館里有一間屬于自己的辦公室,一張小床。他覺得很滿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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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王雅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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